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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镇江又被称作“京口”“润州”和“南徐”等，长江和大运河在这里交汇，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第二次战争失败后，镇江与汉口、九江、南京等处一同被列为通商口岸。1883年秋天，吴板桥（亦为吴柏记，Samuel Isett Woodbridge）是首位受美国南长老会派遣到镇江的牧师，戴维思（John Wright Davis）很快被派来协助吴板桥工作。1884年1月22日，擅长中文的林亨理（Henry McKee Woods）偕夫人从美国抵达上海，2月6日坐蒸汽船去镇江，第二天到达，受到吴板桥的热烈欢迎。1887年10月10日，柏雅各（James Edwin Bear）从美国到达上海，赛珍珠的父亲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到上海陪同他去镇江。柏雅各除了回美国学术休假过一次，基本在镇江工作，很不幸，他在出席南长老会苏北差会会议时突然得了疟疾发烧，于1903年10月9日在徐州去世。

　　1930年张玉藻和翁有成等编纂的《续丹徒县志》卷九第15页有关长老会的部分写道：“光绪九年（1883），美牧师戴维思、吴板桥、司徒尔三人创有西门、南门、姚一湾传教所三处，润州中学一所，乡间则大路、宝堰、新丰设传教所，有两等小学四处。”事实上，根据1914年2月戴维斯发表的纪念司徒尔（John Linton Stuart，司徒雷登的父亲）的文章和吴板桥的《在华五十年》，从1868年11月4日第一次到上海到1913年在杭州去世为止，除了五次到美国学术休假，司徒尔一直在杭州、衢州和苏州，从未在镇江工作过。1883年秋天吴板桥刚到镇江，1884年和1887年他分别在西门内和南门外各建了一座礼拜堂作为传教所，姚一湾和乡间的礼拜堂或传教所则是在后来建造的，怎么可能在 1883年一下子建了三座礼拜堂作为传教所呢？这些都说明张玉藻等人的说法显系谬传。另外，当时根本没有“润州中学”，目前某些中文文章或书籍中提到的吴板桥创立“润州书院”的说法缺乏可信的一手史料支撑，尚待进一步的严密考证。

　　根据在日本东京的江苏同乡会干事编辑发行的《江苏（东京）》杂志1903年第7期第155156页《镇江学堂兴废表》（下称《兴废表》）的信息，南长老会在镇江开办的润州学堂成立于癸卯年（1903）农历正月（公历1月29日至2月26日），发起人是“耶稣教士赛兆祥”。当时在镇江南长老会工作、后任《通问报》主笔的镇江人陈春生（18671940）在1903年《中西教会报》发表了《润州学堂章程并序》，文中说，学堂地点为暂时租借的镇江西城外薛家巷民房，如果办学有成效的话以后再设法筹款买地、另建学校。学堂“每日分班教授中西各等普通学术”，共有圣经、国文、历史、天文、地志、格致、算法和卫身（原文如此）八门课程，每天午后另有特班，由美籍教师教授英文。普通学术班学费每年六银元，特班每年十二银元，两班均学者每年十八银元。如果只学英文没有年龄限制，否则必须在八岁以上、十六岁以下。学堂章程还包含每天的作息时间、年假及伏假（即寒暑假）长短及各项规章制度。不过好景不长，根据《兴废表》的信息，该校在癸卯年（1903）农历八月（公历9月21日至10月19日）就关门了，原因是“发起人病故”。很显然，这与赛兆祥在1931年才去世是自相矛盾的！柏雅各在1903年10月9日去世，而这与润州学堂关门的时间是吻合的，所以润州学堂的发起人应该是柏雅各而不是赛兆祥！

　　包志登（John Wardlaw Paxton）1866年12月16日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丹维尔市（Danville），曾在弗吉尼亚州的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进修，1891年10月26日乘船前往中国，抵达后与当时在苏州的戴维思成为同事。1898年包志登与在杭州南长老会工作的Una E. Hall（婚后改名为Una Hall Paxton，中文名为包淑卿）结婚。柏雅各去世后，包志登于1904年12月从苏州被调到镇江工作。1907年秋，美国南长老会安排包志登在镇江新西门外宝盖山东首的登云山上创立镇江润州学校，并由吴茀亭协助管理，设有四年制高等小学和四年制中学。在1907年的新闻报道、1915年的学校章程、1924年的《润州年刊》和后来的新闻报道中，该校被称为润州书院、润州学校、润州中学校或润州中学，为了统一起见，本文将其统称为“润州中学”。它的英文名是Chinkiang Presbyterian High School，亦被称为Chinkiang High School，the Burton Memorial School或Presbyterian High School for Boys in Chinkiang等。包志登夫妇负责教授圣经、绘画及音乐各科，同时聘请南京基督教书院毕业生李荣春（又名李耀东）讲授算学和理化课程，吴茀亭负责国文教育。因为当时校舍正在建设，所以就在包志登住宅的厢房（1915年时该房间变成了学生会客室）开课，仅仅招收了八位学生。富兰克林伯顿(Franklin Xavier Burton, Jr.，又译卜得恩）是包志登在丹维尔市同母异父的哥哥，是一位富商，但不幸在1904年去世。包志登的嫂子爱丽丝伯顿（Alice Shelton Burton）为了纪念她丈夫，捐了一大笔钱给润州中学帮助购地建房，学校因此建了以伯顿命名的第一幢教学楼（又名“卜得恩纪念室”）和校舍，学校的英文名也因此称为“the Burton Memorial School”。

　　聂嘉森1879年6月13日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布莱克斯托克，1902年毕业于北卡罗来纳州戴维森学院（Davidson College），1904年和1906年分别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及神学本科学位，1918年获得戴维森学院的神学博士学位。1908年8月5日，他与弗吉尼亚（Virginia McIlwaine Richardson，原名Ella Virginia McIlwaine）在北卡罗来纳州的Montreat结婚。1910年11月26日，聂嘉森夫妇带着孩子来到中国，先学中文，在包志登休假后代管润州中学。遗憾的是由于聂嘉森疑似得了肺结核，1912年3月29日他们一家人不得不从上海回到美国养病，孔仁孝（John Crawford Crenshaw）代替聂嘉森管理润州中学。1913年4月9日，包志登结束休假回到中国，继续担任润州中学校长。

　　图519141915年南长老会在镇江的成员及其家庭。后排自左向右依次为孔仁孝、赛兆祥、包志登、聂嘉森，中排自左向右依次为孔仁孝的夫人、赛兆祥的夫人卡罗琳、包志登的夫人包淑卿、聂嘉森的夫人，前排自左向右依次为孔仁孝的女儿安娜（Anna Crenshaw，1913年生于江西庐山牯岭）和儿子孔约翰（John Crenshaw，1912年生于镇江）、包志登的女儿弗吉尼亚（Virginia）、聂嘉森的女儿奥闰和儿子唐纳德。来源：《传教士调查》（The Missionary Survey），1915年4月，第291页。原文标注人名次序有误

　　当年润州中学比现在大多数学校有更高的要求，各科分数以平均分七十才算及格，否则仍留原级！19151916年的第一学期在1915年3月开学，6月放暑假；第二学期在9月开学，1916年1月放寒假。每学期“每月小考一次，暑假、寒假前大考一次”，学生负担并不轻松。学校开设的课程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矿物、经济、法制、英语、国文、地理、音乐、绘画、生理卫生和宗教等。由此可见，百年前润州中学的课程结构完全符合现代文理科教育的要求，用中英文授课，与中国私塾教育截然不同。同时，每个月有三次中文文学会和一次英文文学会，对于最优生每年奖励一次。每月还有特别演说会，请品学兼优的学生和著名人物做演讲。学校阅览室有各种中英文书籍及报刊，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7点开放。优越的学术环境为学生提高英文水平、吸收现代科学成果打下基础。

　　校训反映了一个学校的校风、教风和学风，是校园文化的核心，对于引领师生的精神气质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1916年聂嘉森参考其母校戴维森学院当年的拉丁文校训Alenda Lux Ubi Orta Libertas，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将润州中学的校训定为“学有缉熙于光明”。这段话原句出自《诗经周颂敬之》“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意思是说，只要日积月累，学识就会逐渐深广，人就能到达光明的境界。

　　1920年润州中学的教师包括校长何赓诗、李荣春（9月前离任）、徐亚仑、朱志、应襄（又名应汉光）和五位中文教师，一百一十五位学生全部是寄宿生，年龄从十四至二十岁不等，每年学膳费七十二银元。1921年19月间，徐亚仑、应汉光和一位中文教师离开了润州中学，不过秦国彦回来了，同时也新增了王遂志（又名王慕羲，上海圣约翰大学1920届毕业生）和韦纯曾（又名韦畹生）两位老师。一百四十位学生全部是寄宿生，年龄从十二至二十岁不等，每年学膳费与上年一样。7月1日下午，润州中学举行毕业典礼，十一位中学毕业生和三十三位高等小学毕业生分别被授予毕业文凭。

　　法毅尔1889年3月28日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玫瑰山，1907年进入戴维森学院读书，1912年毕业。同年10月8日离开美国前往中国，11月6日到达上海，然后赴杭州，1913年至1917年在杭州之江大学工作，1917年在嘉兴南长老会秀州中学任校长（陈省身、程开甲和李政道是该校校友），1919年6月3日与明增德（Kitty Caldwell McMullen）在上海结婚，明增德的哥哥明思德牧师（Robert Johnston McMullen）19321942年在杭州之江大学工作。法毅尔婚后回到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1921年6月1日毕业。同年9月2日，法毅尔夫妇带着大儿子约翰（John McMullen Farrior）重返上海，两个星期后到达镇江。到镇江以后，法毅尔发现镇江话与嘉兴话有很大差别。虽然明增德会讲嘉兴话，但是她周围的镇江人却听不懂。不过，由于何赓诗已经帮法毅尔安排好了润州中学的教师队伍，所以法毅尔希望他和明增德不久以后就能听懂镇江话并且顺利地开展工作。

　　法毅尔与后在1937年淞沪会战中为“八百壮士”送旗的杨惠敏的父亲杨忠还有过一段往事，杨忠曾经救过法毅尔的命！杨惠敏的儿子朱复轰告诉笔者，这件事发生在1922年左右。法毅尔对此十分感激，力邀杨忠从镇江崇实女中（杨惠敏曾就读于此）做夜晚值更转到润州中学做门卫，还答应把他原来每月十二块大洋的工资涨到十八块大洋。杨惠敏的母亲后来在学校做洗衣工，家庭收入有了明显提高。杨惠敏小时候经常到法毅尔家与他的孩子们玩，法毅尔夫人对她也很好，她在《八百壮士与我》一书中生动地回忆在法毅尔家第一次吃到冰激凌等趣事！

　　陈夏红在2006年出版的《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第141页中写道：“1910年，杨兆龙先后进入金坛初等小学、镇江高等小学及美国基督教会在江苏镇江办的私立润州中学。之所以选择教会私立学校，仅仅是因为教会教育以公益为本，学费极其低廉甚至免费”李公朴也曾在润州中学读过书，当时他叫李晋祥。有篇文章写道：“当时李公朴因为家中贫困，才去教会学校。因为官立学校一年要交二十元学费，教会学校只要三元书本费。在民国初年，进教会学校是被主流社会歧视的，也就是说只有为了求发展，才不得不忍受社会的歧视去教会学校读书。李公朴先生就是中自尊自强的典型代表。”其实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如前所述，润州中学学膳费在19141921年间从未低于五十银元，远远高于官立学校的费用，1921年都涨到了七十二银元。作家叶灵凤在《杂忆李公朴先生》一文中写道：“当时他（指李公朴）的家境似乎还不错，因为我们冬天在学校里都是一件老布棉袍，惟独他这个新学生却穿了一件绸面的羊皮袍，使得我们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了。”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一手史料显示，曾经资助李公朴读中学的三哥李公愚（又名李寿同、李永康）当时是一位很有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商人。根据亨利威廉姆斯（Henry Williams）在《在中国》（In China）书中第54页的统计数据，润州中学1923年左右的不少学生都来自当地有一定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的家庭，一百三十一位学生分别有六位来自官员家庭、二十位来自学者家庭、五十五位来自商人家庭、四位来自工匠家庭、十七位来自农民家庭、十七位来自劳工家庭以及十二位学生来自其他家庭，来自前三种家庭的学生就占了大约百分之六十二！

　　1922年11月1日，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王宠惠、教育总长汤尔和颁布了《学制系统改革案》的第二十三号教令，史称“壬戌学制”。因为它采用了美国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分段法，所以也被称为“六三三学制”。新学制有七条标准：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和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它将教育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小学从旧制的七年缩短为六年（旧制七年毕业者入初中二年级），分为四年义务教育的初级小学和两年的高级小学阶段，而中学从旧制的四年延长为六年，即初中和高中各三年。新学制还涵盖了幼儿教育、职业教育、补习教育、师范教育和高等教育内容，它标志着中国学制与世界先进学制的接轨和成熟。1923年，润州中学也随之开始实行新学制，对1928届及之后的班级进行相应的调整。从那以后，润州中学的学制变为两年高等小学、各三年的初中和高中。

　　1925年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在广州成立，之后组建国民革命军，1926年7月9日，北伐战争正式开始。由于美国南长老会年度拨款减少，润州中学经费不足，学校不得不在1927年1月初决定提前一个星期放寒假。虽然此时北伐军尚未打到镇江，但法毅尔相信这只是时间问题。寒假之后，他依旧像往常一样在润州中学平静地生活和工作。虽然他已经能估计到北伐军到镇江后很可能会影响润州中学的教学，但还是希望学校能像以前一样完成春季学期的工作。

　　1927年3月23日凌晨，北伐军进入镇江，他们派人四处查看能否在一些学校驻扎士兵。尽管位于风车山下的镇江崇实女中正在上课，而且住校教师全是女性，但是北伐军驻镇部分士兵仍然进驻崇实校园，干扰了学校正常教学。留美归来的朱韵珩校长亲自与卫立煌师长交涉，之后卫将军亲赴学校道歉，后与朱校长一见钟情，二人于年底在上海结婚，这是后话了。北伐军看到润州中学仍在上课，所以没有打扰他们，但告诉法毅尔，以后会在校园内驻扎一些士兵。润州中学的教师们立即开会，决定腾出一些宿舍预留给北伐军。接下来的局势突然变得越来越紧张，出于安全考虑，法毅尔一家先待在靠近码头的美孚石油公司，3月26日中午登上了一艘货轮，3月27日离开镇江前往上海。润州中学缺了校长，也就只能关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由华人教员组织校务会维持。

　　到了上海之后，法毅尔在上海美国学校（Shanghai American School，简称SAS）工作，曾任副校长，不过他始终惦记着镇江和润州中学。5月底，早在人们开会讨论润州中学是否要在秋季开学之前，法毅尔就已确信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否定的。到了8月，虽然情况与离开镇江时相比有了一些好转，但是依旧看不到更多和平的希望。新政府规定教会学校校长不能由外国人担任，只能由中国人担任。法毅尔离开镇江后，润州中学里住满了士兵，建筑物和设备遭受了数千美元的损失，留守在润州中学的中国教师建议法毅尔不要回镇江探访。法毅尔希望1927年9月的会议可以决定1928年初的计划，但他认为润州中学以后永远不会再开门了。

　　1927年11月11日（星期五）晚上，法毅尔乘火车离开上海，次日凌晨五点钟到达镇江，那时天还没亮。原计划是润州中学副校长秦国彦来火车站接他，结果他发现来的却是1922年由南长老会创立的镇江基督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的应（或殷，音译）先生和另外两位。他们告诉法毅尔现在这个时间不能去润州中学，因为校园所在地的山上有士兵把守，同时也解释了为何秦老师没能来。他们带法毅尔到一个小旅馆下榻，大家一直交谈到天亮，情绪都很低落。这时秦国彦来了，他把法毅尔带到家中，并早已为他准备了一间房间。吃完早饭后，大家带法毅尔去润州中学参观校园及法毅尔原来的家。校园里到处都是士兵，当他们穿过伯顿楼时，有一位士兵高喊：“打倒帝国主义！”不过，一位军官倒是很客气地接待了法毅尔一行。法毅尔发现润州中学校园内脏得几乎难以形容，墙被熏黑，而且写满了中文标语。实验室里设备已被清空，被士兵们当成厨房。看到今非昔比的校园，法毅尔感到难过。当天下午，润州中学的一些老师们来到秦国彦家看望法毅尔，并且还在他家一起吃了晚饭。能再次见到老朋友们，法毅尔十分高兴，体会到彼此之间永存的友谊。星期日早上，法毅尔去见他家以前的男仆，不巧男仆不在家。法毅尔就去了包括贾子彝在内的其他教师家，发现他们家里都很好地保存着法毅尔家原来的物品。在秦国彦家里吃了一顿教师们做的可口的晚餐后，法毅尔依依不舍地提前离开镇江，因为午夜后要。

　　1929年2月4日起，江苏省政府建、农、财三厅已经迁移到镇江。3月，江苏省第一林区林务局聘请凌道扬为筹备主任，4月17日筹备办公，房屋由凌道扬暂向润州中学商借。4月24日，法毅尔在给他母亲的信中写道：“润州中学还是处于关门的状态，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会重新开门。我们将部分房屋出租给江苏省林务局，这样等我们以后修房子的话就不用花费资金了。”作为南长老会教育政策委员会主席，法毅尔主持了6月份的会议，他认为中国政府需要教会学校备案的规定在很长时间内不会改变，所以不准备备案的润州中学将无法继续运行下去。1929年6月12日，凌道扬被任命为林务局局长。15日，林务局正式成立，这就宣告润州中学彻底停办了！停办后的润州中学校舍由杨惠敏的父亲杨忠看管，租给了包括凌道扬及其夫人、体育教育家陈英梅在内的几户人家，杨惠敏还被凌道扬夫妇收为干女儿。